洋务运动的背景

现在所说的洋务运动或者洋务活动主要是指在19世纪60到90年代期间所发生的事情。不是说19世纪90年代以后就没有洋务，实际上19世纪90年代以后，引进西方的科技、买西方的机器等事情更多了，但是从洋务活动或者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当初所树立的目标来看，以后的事情和以前的事情就不完全一样了。

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清朝政府面临着一些很大的困难。现在讲近代史一般都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讲起，但是实际上对清政府来讲，它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订的时候，清政府还不觉得有多么痛苦。《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皇帝还弄不清楚英国是在中国的哪个方向，英国与中国间的距离也不清楚。其实《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虽然割地赔款，但是当时的政府大员没有把它当成很大的事情。到了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1853年太平军打进南京，在南京建都。1856年英法联军人侵，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正所谓内忧外患同时并发，清政府的压力非常大。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到1860年的时候，清政府已经感到难以为继，太平天国的实力很强，英法联军又打到了天津，北京难以招架，究竟应该怎么办？清政府一直在争论之中。

1860年的10到11月期间，英法在北京和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在此条约签订以前，英法的态度是犹豫的，他们在是否支持清政府的问题上动摇过，多次派人到南京和太平天国的主要负责人交涉、谈判。当时他们感觉到太平天国不能够许诺割让土地这些条件，太平天国不允许把土地割让给外国人，所以他们觉得和太平天国谈判不如和清政府谈判容易。《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的立场坚定，表示要支持清政府。

当时清政府没有办法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俄国和法国在中国都有军队，他们就立即向清政府提出把军队交给清政府指挥去打太平天国，这样保准能够胜利。因为当时俄国、法国的军队使用的都是洋枪洋炮，中国的军队包括当时的湘军和淮军以及太平天国只有少量的洋枪洋炮，绝大部分都是冷兵器。清政府的大员将这种提议称为“借师助剿”，即借外国的军队帮助剿灭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当时一部分大臣表示赞成，另外一部分大臣表示担心，如果外国的军队进来多了，我们控制不住怎么办？他要把朝廷推翻了怎么办？所以这两派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当时曾国藩他们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另外英国当时也有点犹豫，他感觉到如果清政府接受了俄国、法国的建议，两国军队都到中国打太平军，他们在中国的力量、权利就会变大，会不会妨碍英国人在长江流域已经取得的权利？英国人表示不大赞成外国军队帮助中国剿灭太平军。所以清政府没有正式采纳“借师助剿”的建议。但地方政府如上海的地方当局还是采纳了这个建议，花了很多钱，买通了一些外国人，在上海编练了一些开始是由外国人组成的军队，后来是由外国人指挥、中国人参与的军队，也就是后来的“洋枪队”、“常胜军”等等，这些都是由外国人指挥、训练，用外国的枪炮武装起来。在上海、江苏、浙江这一带打太平军的时候取得了步步胜利。

这是洋务活动或者洋务运动开展时一些最基本的背景。此外还有两件奏折应该介绍一下，这是标志着洋务运动或者洋务活动起点的两个奏折。

一个奏折是1861年1月13日，成丰十年十二月初三，由当时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诉给咸丰皇帝上的一个奏折，奏折很长，这里引用奏折当中最关键的话：“自换约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这些词都是当时的词汇，洋人对清政府要求的还能够按照条约来办。实际上，这个“请”是自己用的客气话，英国人并没有用“请”字，他们用的是要求，要求清政府如何做。奏折中说：“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也就是说英国人、法国人并没有抢夺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我们可以用信义笼络他们。这些事情好像和前代的事情不一样，现在的形势是“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结论是“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首先我们的政策要把太平天国和捻军镇压下去，对付、治理俄国是其次的事情，治理英国又是其次的事情。这就确立了那个时候清政府的基本方针。

第二个奏折是曾国藩1861年8月23日的报告。这里介绍几句很关键的话：“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路。”曾国藩这个奏折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句以及最后一句。救时的第一任务就是购买外国的船炮，只有购买外国的船炮，才能把太平天国、捻军打下去，“可以勤远略”是指在对付外国侵略的时候也可以起一点作用。

这两个奏折基本上决定了关于开展洋务新政的一些施政方针。就是说在对待中国国内的农民起义和对待外国侵略的政策上，是把消灭太平天国和捻军放在第一位，把对付外国的侵略放在第二位。把购买外洋船炮作为“救时第一要务”提了出来，先购买，然后自己试造，目的是“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这以后的所谓洋务活动、所谓洋务新政或者洋务自强都是按照这两个经过皇帝批准的奏折的精神做的。

依据上述方针，清政府1861年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中央政府所成立的第一个崭新的工作机构。以前中央政府所实行的都是六部制，六部是几百年以来的中央政府的职能机构，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新的机构是应外国人的要求成立的。因为从鸦片战争以前开始，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到中国来，总是见不到皇帝，顶多只能够在广州见到两广总督，由两广总督代递书信。他们觉得非常不便，要求中央政府设立一个衙门，直接接受外国人的来往要求的照会或者函件，总理衙门实际上是根据《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一些规定而设立的。

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后，同年曾国藩的湘军在安庆建立了安庆军械所。这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早的一个学着造洋枪洋炮的机构。

那个时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权非常广泛，它比后来的外交部的权力大许多，所有涉外的事务都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包括谈判、签约、通商贸易、海关税务、向外国采购洋枪洋炮、买机器、造轮船，包括练兵、请洋人做顾向、做教练来训练新式陆军，以及开展电报、新式的邮政、修铁路等等。它的简称叫总理衙门，当时成立时，中央政府有一种临时处置的意思，是个临时机构，但实际上这个机构成立以后，很难再取消，而且后来权力越来越大。

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在北京办了一所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开始只允许满洲的八旗子弟来学习，几年以后，才逐渐扩展到汉族的子弟。这确实是近代以来最早办的一所外国语学校。总理衙门的成立以及安庆军械所的成立标志着洋务活动或洋务运动的开始。

洋务活动或者说洋务运动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

首先是军事工业的兴办。因为洋务活动目的就是“剿发捻”，就是为了把太平天国和捻军镇压下去。所以最先抓的事情就是兴办军事工业。曾国藩首先从湘军开始，建了安庆军械所，然后在苏州、南京建了一些小的洋炮工厂。这些事情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做得最多。大概在19世纪60-70年代，洋务派主要是抓官办的军用工业，是以“制械”－造枪炮造火药造船为中心，同时配合操练新军。当时称这些为“自强”或者“洋务自强”。

19世纪70-80年代以后，洋务派开始抓民用工业，当时叫“求富”。

清政府在1861到1894年间办了一些军用工厂，其中最重要的是设在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就是今天上海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此外还有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最晚的是1890年张之洞设立的汉阳枪炮厂，这是5个当时最大的枪炮军火工厂。其他各省总共大概有21个军事工业，各省军工厂的规模很小，主要是为了镇压省内的反叛起一点作用。当时李鸿章所率领的淮军大概80%以上已经由洋枪洋炮所武装。曾国藩所统领的湘军差一点，他没有像李鸿章那么积极地改用洋枪洋炮，基本上还是用旧式的武器。

在洋枪洋炮以及外国的“洋枪队”、“常胜军”和设在上海的英法军队的支持下，1864年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被攻下，其余部在1865、1866年也都被消灭。捻军在1869年初也最后被消灭。“可以剿发捻”的任务通过新的工业的兴建基本上完成了，但是“可以勤远略”实际上永远也没有完成，在整个晚清时期都不可能完成。

这一时期的军火工业都是官办的。从几个大厂到各省市的小厂全是官办，都是当地的总督或者巡抚出资办理。军火工业的兴办最初使用的办法，也是研究洋务运动争论很多的问题，究竟军事工业的性质如何？究竟是资本主义的工业还是旧的封建官办工业的延续？对此有很多不同意见。

最初兴办的军火工业所用的工人基本都是军人。这些工人完全是按照带兵的办法来管理，平常不许出门，一天到晚劳动，强度非常大，劳动时间非常长，并且没有报酬。没有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工厂的管理方式，而是采用传统的作坊管理方式，工厂里的管理人员都是官员。同时这些军用工厂的管理者都没有市场观念，产品都不投放市场，而是直接调拨给有关的军事机关和部队。所以有些厂即使到后来办了民营工厂以后也是这样，像左宗棠在兰州办的织呢局，呢子布做出来以后，质量不高，卖不出去，另外当时一般中国人买不起呢子布，所以也不能投放市场，后来实际上都调拨给军队给军官做呢子制服。这些工厂办起来都非常困难，因为不适合市场原则，后来逐渐改用别的办法。

军火工业的建立：军火工业到1894、1895年的时候总共建立了21个。

海军的建立：建军火工厂的时候，清政府还没有认识到近代的海军对中国的重要，但是随着后来边疆危机的加深，塞防和海防问题的讨论，建立海军的事情就正式提上日程。所谓“海防”实际上是针对日本。1874年，日本派了一支军队到了台湾，中国政府和它交涉，没有交涉下来，赔了50万两银子。所以当时清政府的一些官员就觉得海防应该加强。

这个时候发生了阿斯本舰队事件。从《北京条约》以后中国建立新式的海关，最初是由英国人李泰国管理，后来改为赫德，一直管到1908年，管了45年。赫德和李泰国与总理衙门的大臣商量，到英国去买一支舰队，总理衙门也都同意了。他们到英国找了一个叫阿斯本的人，阿斯本拿了清政府给的银两在英国买了一支有七八艘军舰的舰队。他带着舰队开到长江口，提出这个舰队应该叫“阿斯本舰队”，舰队司令是阿斯本，中国政府的人员不能指挥这个舰队。这样在清政府大臣中间引起争议，中国建立一个舰队，但是中国人却不能指挥，都不大同意。最关键的还是因为阿斯本舰队和当时总理衙门达成一个协议，如果阿斯本舰队协助清政府把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攻下来，就把从太平天国抢夺来的财物分成十份，其中三份交给朝廷，充公作为公物，三份半归阿斯本舰队的官兵，另外三份半归中国的官兵；如果南京完全是阿斯本舰队打下来，那么七份财物都归阿斯本舰队。对此曾国藩非常不高兴，因为曾国藩的兄弟曾国荃正率领湘军包围着南京。此外曾国藩和李鸿章之间也有矛盾，李鸿章的淮军也希望攻打南京，曾国藩想方设法不让李鸿章的淮军来，他说我们的胜利指日可待，马上可以打下来。如果加进来一个阿斯本舰队，不管他出了多少力，将来抢夺的财物都得给他三份半，湘军就不愿意了。所以曾国藩非常明确地表示反对，要求解散阿斯本舰队。清政府在曾国藩的强烈要求之下，最后宣布解散阿斯本舰队。这是当时建设中国海军的最初的一个尝试。

台湾事件以后，清政府1874年决心建设海军，经过反复的辩论，朝廷决定从关税、厘金项目底下每年拨400万两白银建设海防，尽管表而上是由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掌握400万两经费，实际上这400万两经费绝大部分都为李鸿章一人所掌握。他用这些费用来建设北洋海军。李鸿章主要是用来买船，这些船在1883年以前大部分都是从英国买，后来又从德国买了一部分。其中最大的两条船，一条叫“定远”，一条叫“镇远”，都是差不多7400吨，这两条船是从德国定购的。到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前，中国海军的建制大概已积累到60多艘兵船，形成所谓广东水师、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四支用新式的军舰武装起来的海军，当时叫水师。实际上这四支水师当中最大的是北洋水师，军舰当中最大最好的所谓“铁壳舰”都是在北洋。其他的广东水师、福建水师、南洋水师没有什么船，只有几条木壳船都是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所造的一些小船。当时“定远”和“镇远”两条船的吨位是很大的。其他的一些军舰也都在2300吨以上，所以实际上北洋舰队在1888年正式成为当时远东最强的一支海军，比日本的海军力量要强。

1888年以后，李鸿章主动把海军的建设经费挪出来给慈禧太后修筑颐和园，所以1888年以后所有的水师就没有再从外国进口过一艘新船。

北洋水师是中国当时一支比较现代化的海军，1891年和1894年曾经进行过两次会操。“会操”是当时的说法，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军事演习。第一次会操以后，李鸿章上一个报告，“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北洋水师的建立，使渤海门户安全了。1894年第二次会操以后，李鸿章又上一个报告：“京师东面临海，北至辽沈，南至青齐，二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已无可蹈之隙。”实际上没过几个月，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军火工业和海军的建设是当时洋务活动中重要的活动，但是因为军火工业、海军的建立要花很多钱，所有的军火工业没有采用市场的形式，没有钱维持，当时经过讨论要办一些民营企业，用民营企业的形式赚钱来支持官办的军火工业，提出所谓“求富”的口号或者主张来支持“自强”。但实际上，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民营企业采用的主要形式是所谓“官督商办”。

作为民营企业最重要的一家，应该介绍一下轮船招商局，它是当时由李鸿章所控制的一家最大的水运公司或者海运公司，1872年底或者1873年初在上海正式建立。在它建立以前，中国的水运或者海运的现代交通运输基本是由外国人控制的，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的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旗昌洋行等公司控制了中国的水运，包括上海到香港、上海到天津、上海到汉口这些水路都是由外国公司所垄断。所以中国的一些商人觉得运输业很能赚钱，中国人自己应该来赚，就成立了一个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最初是由李鸿章主办，由当时的一个旧式航运商人朱其昂投资，开始官款比较多，旧式商人钱不是很多，实际上办不下去。后来过了几年，他们吸收了上海的买办商人唐廷枢、徐润筹集的资金。唐廷枢是很有名的大买办。近代以来中国产生了一大批买办，都是在帮助洋行工作期间赚了很多钱，同时学习和掌握了西方从事对外贸易的一些手段和技巧。李鸿章通过别人的介绍在上海认识唐廷枢以后，把他邀请过来，由他筹集资金。因为唐廷枢在上海的买办阶层里很有影响，经过他的号召，许多上海的买办都人了股，这样就解决了轮船招商局的资金问题。然后李鸿章宣布由唐廷枢作轮船招商局的总办，朱其昂、徐润、盛宣怀等作会办。

轮船招商局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航运企业，在国内外19个商业港口都设立了分局，但是它的存在面临很多困难，它和帝国主义在中国运输行业的利益有很大矛盾，外国在华的运输行业资金大，船只多，中国的航运业很难和他们竞争。同时轮船招商局企业内部也存在一些矛盾，主要体现在官僚买办和投资者间的矛盾。而且，官僚之间由于利益的驱动，矛盾也非常激烈。后来矛盾发展引发盛宣怀和唐廷枢间的争吵，李鸿章把唐廷枢免职，任命盛宜怀作轮船招商局总管。

轮船招商局有两件事情做的最不好。一件事情是1884年的中法战争，另外一件就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因为轮船招商局是清政府官员李鸿章所管的官督商办企业，在面临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时候，有关人员考虑政府会征用招商局的船只去对付法国和日本的侵略，所以他们把轮船招商局改换一个名目，把它假卖给美商的旗昌洋行，这段时间船只实际上是借给旗昌洋行用，其间船主的登记都改为旗昌洋行，既然改成旗昌洋行，它就不是中国的公司，政府就不能够随便动用，从而逃避了两次对外战争中可能为民族事业尽责的义务。这是轮船招商局的历史上不光彩的一件事情。《中法条约》、《马关条约》签订以后，轮船招商局又从旗昌洋行名下撤出。

除了招商局以外，就是煤矿。因为军火工厂造枪造炮需要钢铁、煤。过去的人工挖煤量很少，来不及供应。钢铁、煤、枪炮弹药都需要运输，所以需要铁路，同时也需要电报，通讯这个问题也提出来了，过去都是靠驿递，太慢。所以从1875到1895年期间开办了一些煤矿，这些煤矿大体上采用机器生产，有的办得好，有的办得不好，有的办几年就垮了。

近代洋务企业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电报和铁路。洋务新政、洋务活动期间开始架设电线，那个时候的电报要通过电线，所以电报行业主要是架电线。从1879、1880年起，开始架设一些国内的电线，最后实际上也是由李鸿章所控制。他控制了一个北洋电报局，这也是一个官督商办的大型企业，由盛宣怀主持，开始在天津大沽之间架了40公里的线路，后来在天津和上海之间，在国内其他地方，包括云南、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都架设了一些。1884年开始对法国交战，就开始使用上电报，后来甲午战争中也使用电报，比过去的驿递快许多。过去七八天才能把一封信送到，电报几个小时就可以送到。

电报业以后，就是铁路的修建。铁路的修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当时的朝廷大臣，早期包括李鸿章在内，都反对修铁路。因为铁路所经过的地方要铲掉好多祖宗的坟墓，是个不得了的事情。1875年有几个外国商人在上海吴淞附近修了一条很短的二十几公里铁路，那个时候火车没有火车头带着，很不安全。据说铁路开行的时候还把一个人轧死了，引起了上海地方当局的纷纷议论，后来朝廷下了一个命令，把吴淞铁路拆了。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对铁路的需要又被提出来，因为煤炭需要量很大，唐山、开平一带的煤矿正在开采，开采的煤矿也多了，煤运不出来，所以最早的铁路是唐胥铁路，在唐山到胥各庄之间修了一条几十公里的铁路，主要是用来运煤，这个时候运煤还没有经过朝廷的批准。几年以后，铁路就向南延伸到天津，向北修到关外。

1895年以前国内铁路修的很少，台湾铁路修的比较早一点。台湾1885年建省，刘铭传到台湾担任首任台湾巡抚，他对于修铁路很积极，把吴淞铁路拆下来的铁轨想方设法运到台湾。从1887年开始筹备修路，修了差不多七八年，从基隆修到台北以南的新竹，到1893年总共修了77公里，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这条铁路后来实际上为日本所用了。

在1895年以前，当时全国修的铁路总起来大概360多公里，对国内的经济发展作用不是很大，中国修铁路主要是在甲午战争以后。甲午战争中日本把中国打败，西方列强看到日本这个小国都能够欺负中国，所以都群起而上要求在中国取得利权，纷纷在中国抢夺修建铁路的权力。同时1895年以前，外国人在中国还不能直接办工厂。尽管从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在中国已经办了一些工厂，像广州、上海、汉口都有，但从法律上，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还是不合法的。日本与中国签订的《马关条约》里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开设工厂，因为其他各国都有一种互惠权力，既然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开设工厂，其他西方各国也都可以在中国设厂，所以中国设立比较近代的以机器为驱动的工厂大概在1895年以后才兴盛起来。铁路也都是在1895以后，特别是20世纪初的1905、1906年大力兴建，当时所谓京汉铁路，从北京到汉口的铁路大概就是1906年通车的。

民营企业还有纺织工业。纺织工业还可以举一家，就是左宗棠的兰州织呢局。左宗棠开始在福州做闽浙总督，后来调到兰州，做陕甘总督。他在兰州创办了一家兰州织呢局，实际上由他的一个湘军部下管理。大概1880年开始建成，办了几年就办不下去了，因为生产的呢子没有人买，卖不出去，后来分配给军队，织呢局没有那么多资金办下去。

最重要的两家机器织布业，一是李鸿章在上海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一是张之洞在湖北办的湖北织布官局。

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备了十多年，到1890年才初步建成开工，设在上海杨树浦，有300多亩地。工厂建成以后，马上就赚钱了，特别是它的纺纱，利润非常丰厚，但是坚持不过两三年，1893年10月一场大火把整个工厂全部烧毁了。李鸿章、盛宣怀考虑到纺纱业利润非常丰厚，所以又在民间筹集各种资金，特别是从一些买办手里弄来了很多股份，重新办了一家纺织厂叫作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好像完全是一个民营的形式，同时在上海、宁波、镇江还建了十个分厂，实行官督商办，由李鸿章派官去担任华盛机器纺织总厂的总管。后来因为多种矛盾、多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外国人甲午战争以后在上海办的纺织厂增加，力量强大，华盛机器纺织总厂竞争不过他们，最后办不下去了。

李鸿章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华盛机器纺织总厂的时候，也使用一些官方的手段和名义，他借口办厂要使厂方具有专利权，所以他正式发了文件，通知国内在十年之内，不许再有第二家纺织厂来办理。所以到后来，张之洞在湖北办湖北织布官局的时候，就面临着李鸿章的这个矛盾。张之洞在私下跟李鸿章做了沟通，你办的是官督商办，我办的是官办，官督商办你不许办第二家，这官办总可以办吧？他在武昌、汉口办的湖北织布官局实际上包括织布厂、纺纱厂、缫丝厂和制麻厂四局，于1893年才建成投产。

据有的学者统计，大体上从19世纪60到90年代，洋务派总共兴办了约60个近代企业，总投资大概5300万两银子。由于每个学者占有的资料不一样，估计的也不完全一样，这样的数字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所以有一些人反对使用“洋务运动”这个提法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它没有成为一个运动，不是中央政府统一号令全国办起来的。

如果拿中国的洋务运动或者洋务活动、洋务自强、洋务新政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来作一个比较就会非常清楚。日本的明治维新比洋务运动或者洋务活动晚几年，1868年明治元年才开始宣布维新，中国从1861年开始。但实际上日本的明治维新所反映的日本的资本主义的改革，日本所引进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企业、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非常明显。有人统计，从1868到1892年日本总共建成了5600多个公司，总投资资本达到2.89亿日元，平均每年设立225个公司，资本差不多1100万日元，折合中国的银两大概700多万两。所以日本明治维新期间，1892年前在洋务企业这方面的成就和中国当时相比，中国方面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我想是在日本是由天皇主动地在全国推行，而中国只是由地方上的几个大员，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其他对洋务有兴趣的总督或者巡抚来办理。另外当时中国还大量存在顽固派，坚决反对引进外国的机器设备，反对学习西学，所以没有形成为一种中央的力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给皇帝上了很多奏折，要求办这个或者办那个事，另外一些大臣则持反对意见。慈禧太后占据统治地位，两边的意见都听，两边都支持，是“居中驾驭”。所以，中国没有形成由中央政府推行的一个举国一致的行动。

另外，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尽量地鼓励推动民间办企业。它们没有官督商办，没有官办，或者说官办形式很少。民间的资本不足，由中央政府拿钱来支持民间举办各种企业，所以它的企业像雨后春笋很快地成长起来。在中国大量是官办，其次是官督商办，商人有钱，但他不敢办公司，所以在官办的名义下或者在官督商办或者官商合办的名义下来办一些公司，力量很小。纯粹商办的企业很少，而且资金也很少，风雨飘摇。纯粹商办的企业面对几方面的竞争，如外洋的竞争，官办企业的竞争，官督商办企业的竞争，很难成长起来，投资也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