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志福简历 中国著名企业家倪志福

倪志福简历

老休斯发明的油井钻头世界电动工具的诞生就是从电钻产品开始的。1895年，德国Fein公司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直流电钻，这台电钻重量14公斤，外壳用铸铁制成，只能在钢板上钻4毫米的孔。电钻工作原理是电磁旋转式或电磁往复式小容量电动机的电机转子做磁场切割做功运转，通过传动机构驱动作业装置，带动齿轮加大钻头的动力，从而使钻头刮削物体表面，更好的洞穿物体。

中国著名企业家倪志福

【编者按】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

改革开放成就了今天的上海，1990年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从负担沉重的全国“后卫”，一跃变“前锋”，实现大变样。

浦东开发的高楼大厦背后，陆家嘴、张江、金桥、外高桥开发的规划政策背后，开发开放的高速进展背后，有着怎样的大胆尝试、奋力进取的故事。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采访了部分上海改革开放的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们讲述上海改革开放那段激情澎湃的历史。

该文将收录于即将出版的“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丛书中。

澎湃新闻 刘筝 图口述：陈锦华（曾任中央赴上海工作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采访：徐建刚、 黄金平整理：黄金平、 周敏中央工作组在上海进行的“平反和落实政策”工作1976年底，中央工作组对市组办和区县级的103个领导班子做认真的清查、考察和排队，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有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

“文革”期间，“四人帮”出于改朝换代的阴谋，大肆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在上海迫害的老干部总数达106264人，经过中央工作组一年多的工作，复查了91917人，占应复查干部总数的86.5％。

复查、解放高级知识分子不少于1400人，占应复查总数的96.5％。

工作组的同志抱着认真负责、严肃的态度进行复查，进度也很快，这为上海今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至于为什么还有极少数干部没有早日得到平反昭雪，主要是因为这些同志在历史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当时中央对这些历史性问题都有明确规定。

在中央未改变规定以前，地方党委无权改变，以致有的干部被“解放”得稍晚些，对待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放到历史的环境中去看待。

上海文教领域的“平反和落实政策”情况我是分管文教系统的平反和落实政策工作的。

上海的文化艺术领域地位显著，在全国影响很大，被称作全国的“半壁江山”，尤其是电影、出版等方面。

但上海文教领域在“文革”中受灾是最严重的， “四人帮”篡党夺权，把握舆论阵地，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操控着文教领域，是重灾区。

我认为对文教领域的问题是否处理好很重要，责任重大，一定要努力做好。

我记得1976年11月，在上海展览馆的电影院，文教系统召开揭批大会，批判“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有4个人坐在主席台上，巴金坐在我的旁边。

巴金对我讲，10年前“文化大革命”开始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大概是1966年12月，徐景贤他们在文化广场开万人造反批斗大会，批斗市委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等人，把我们这些人都作为牛鬼蛇神拉去批斗。

那是徐景贤怎么也不会想到的，10年后他自己站在台上被批斗。

巴金说真是老天有眼，是报应。

我对他说，我们老祖宗讲过，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些人做的坏事太多了。

我们很多人都受一些明星的影响，通过看他们的电影、戏剧等，对这些人都有好感。

我看了不少材料，了解到“文化大革命”把这些人整得够呛，对他们很不公正，就我个人来说内心深处对他们是同情的，态度是积极的。

举个例子，可以说明我对他们的关心，想方设法给他们办成事。

有一天，导演张骏祥给我写了封信，信上说家里冬天太冷，爱人周小燕在家要弹琴，房间内温度太低，她手指都撑不直，能否帮助请煤气公司安装一个取暖器，能让小燕练琴。

后来，我特意去了他们家，是穿着军用棉大衣去的，这样我和煤气公司讲就有根据，确实很冷。

后来，这个问题得以解决。

还有曹聚仁的女儿曹雷，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后来，曹雷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她喜欢写作，“文革”中，参加过电影剧本《春苗》的写作，后来，徐景贤直接拿去插手电影的修改和拍摄。

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人批判她参与剧本写作的问题。

她当时可能说了一些不满意的话，有些人就揪住他们的话反映到我这来，我说算了，没什么问题的。

我从来没有揪过任何人的小辫子，主张宽容，家和万事兴，不赞成无事生非，到处制造矛盾，这是我的思想，是我主管文教口没有发生大的失误的思想基础。

一些著名人士的落实政策情况我先谈一下著名演员赵丹落实政策问题。

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大概是5点钟的时候，我家当时住在康平路大院，我下班后拿了些文件回家。

我家有两个门，一个大门直接连着客厅，一个是厨房的门。

我到家的时候，看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位叫杨延晋的年轻导演，带了个人站在我家厨房门口。

我从大门进去，他从厨房的门把那个人领进来。

我一看那个人，觉得很面熟，就是想不起来他的名字。

我的小女儿陈悦刚上中学，她推了我一下说：“爸爸，这是赵丹。

”我这才想起来，请他们到客厅坐下，问他们：“找我有事吗？”赵丹跟我说：“对不起，休息天还来打搅你。

”我说：“没关系，有什么事情啊？”他说：“是我自己的事，落实政策的事，想跟你谈谈。

”我说：“行啊，不过今天恐怕不行了，我已经另外约了人要谈事情，我们另外约时间好不好？”他说：“可以啊，我等你通知。

”我根据日程安排，就和他约了下星期天再谈。

到了星期天下午，黄宗英陪着赵丹来到市委会客室。

他开始讲自己演过的电影的时候还比较冷静，讲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关在“牛棚”时遭受的种种折磨、批斗就非常伤心，讲着讲着就站了起来，越说越激动，讲到伤心的时候声泪俱下，大声嚎啕。

黄宗英在一旁拽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不是跟你说好的嘛，你好好讲嘛，你这样讲陈市长怎么听呀。

” 我当时一面听，一面也深受感染。

这些人在社会上名气很大，广受欢迎，为什么回到本单位就要经受这样的命运呢？！我对黄宗英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么多年他受了很多委屈，我能理解。

现在不到市委来讲，他能到哪里去讲呀！” 听了我的这些话，赵丹更激动了，哭得更厉害了，跟个孩子一样。

他说：“这样的话我已经多少年没听到了。

”我说：“你今天说的事情我都清楚了，我会抓紧落实这件事，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找你。

你还有什么事情没讲完的，还可以再找我。

”赵丹听后，对我说：“好的，谢谢你陈市长。

”黄宗英也对我表示感谢，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

第二天，我就把市电影局的党委书记戴星明找来，跟他谈赵丹找我的情况。

我对他说：“赵丹来找我了，他曾经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关押过，后来都搞清楚了，那些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也应该搞清楚了，赵丹这个人在全国影响很大，你们抓紧一点早点落实政策，影响也好。

” 戴星明同意我的意见，他说：“我们抓紧做。

” 不久，市委很快就分批讨论了。

在市委会议上我讲：“赵丹找过我，我认为新疆的问题早有结论，其他那些问题不应该算什么问题。

”给赵丹落实政策的事情，市委很快就讨论通过了，大概也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事情，时间不是很长。

平反后的赵丹（左一）与白杨（右一）、秦怡（左二）在一起。

第二个例子是李玉茹的问题，也是有代表性的。

她给我写过信，申诉平反和落实政策。

当时我们的工作地点在衡山宾馆，李玉茹来了，我和中央工作组分管文化局的同志一起与她会谈，她说：“能不能请领导多关心我，早点解决我的问题，让我回到剧场演戏。

”因为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就找了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我说：“李玉茹找我了，能不能早点给她落实政策，让她演戏嘛。

”李太成表态谨慎，说群众反映很多，你可以先看看材料和档案。

我把档案调来，档案中都是些“文革”中李玉茹写的材料和审讯笔录，也有些检举揭发材料。

我问：“这里面有没有‘三反’（即当时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东西？”他说没有，主要是议论江青，说江青不懂戏，样板戏也不怎么样。

材料里还讲李玉茹解放前曾经给杜月笙、黄金荣等人唱堂会等等。

我说，她在旧社会也是没办法，要依靠这些人保护生存。

不给他们演戏她能在江湖上混吗？她在上海这样的大码头能站得住吗？！要历史地看这些事，这些都不该成为问题。

我对李太成说：“我问过工作组的同志，没有‘三反’的问题。

”他说：“好，我们抓紧时间做。

”后来，李玉茹也很快解放了，并写信给我表示感谢。

我是1983年回到北京工作的，北京有个首都企业家俱乐部，我是俱乐部的理事长。

1986年春节，俱乐部在北京饭店举办新年联欢会，在结束前，我提前离开，刚走到门口，李玉茹扶着曹禺进来了，李玉茹介绍说，“这就是我常对你讲的陈锦华同志。

”曹禺说：“真是谢谢你啊，玉茹老说起你好，我们听说今天晚上你要来，法国大使馆招待我们，我们没等结束就赶来，就是想见见你。

”我说：“太客气了！玉茹很好，这么多年受了不少委屈，仍一直很好，我们的工作做得晚了。

”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

最后谈一下荣毅仁落实政策的问题。

荣毅仁1958年调到纺织工业部当副部长，我是纺织工业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他有东西要查、要写、要改，也常找我。

由于上海在经历“三反”、“五反”以后，上海一些人的思想也很左，荣毅仁在上海的处境很难，周总理为了保护他，特地把他调到北京。

当时周总理说：“荣毅仁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工商界的旗帜，要保护好这样的旗帜。

”这是周总理的一番用心，也是体现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外地红卫兵以后，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就如火如荼，以更大的规模、更大的声势冲向社会，冲向各界的一些名人家里。

荣毅仁当时住在北太平庄，他的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有些同学早就知道荣毅仁的住处。

正好那天是机关发工资的日子，荣毅仁的司机郑耀辰送工资去时发现情况后向部里作了报告。

当时，我是纺织部机关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就马上向部党组书记钱之光报告了这件事。

钱老说：“赶紧给周总理写个报告，用特急件送到总理办公室去。

钱之光已经吃了安眠药准备休息，但还是马上去了。

到了那里，周总理问荣毅仁的事情是怎么回事？钱之光就汇报了荣毅仁家里被砸、夫妇被打的情况。

周总理说：“这事情你怎么不报告？”钱之光回答说：“我们写了报告了呀。

现在我们只能管两个人了，一个是宋庆龄，一个是郭沫若。

其他人你们自己想办法。

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

”这就是交代了。

凌晨2点多钟，钱之光一回来就找我们商量，说周总理指示我们要保护荣毅仁，我们得想办法，不能让荣毅仁在安全上出问题。

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兴起“红对红”，就是以机关的红卫兵对付外地、外单位的红卫兵。

我们把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找来，要部机关的红卫兵连夜开到荣毅仁家里去。

大概有10个人左右。

他们到达荣毅仁家里的时候，看到那些学校的女红卫兵东倒西歪地躺在客厅里。

部机关红卫兵的头头找到她们的头头，跟她讲：“我们是纺织工业部机关的红卫兵，荣毅仁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要对他进行批斗，让他老实交代罪行，请你们把他交给我们。

”开始这些女学生不同意，但毕竟她们年轻，还是比较容易说服的，最后说：“可以，但我们要提些条件。

要他老实交代罪行，要他劳动，打扫卫生，只能喝自来水，吃窝窝头、咸菜，不许贪图享受。

”部机关的红卫兵都统统答应，才把那些女红卫兵们打发走。

到了月底，荣毅仁来找我谈话，穿着灰布涤卡的中山装，抽着牡丹牌不带过滤嘴的香烟，他跟我说，他的学习关系在全国工商联，那里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很厉害，希望能到部机关来学习。

我说：“部里定不了，要和统战部商量一下。

我对荣毅仁说：“你还是到工商联学习吧，工商联离纺织部很近，有事可以随时找我。

”我还说了些安慰他的话。

”他说：“那我怎么去啊？”我说：“我让司机郑耀辰来接你。

到了1977年，中央工作组和上海市委决定对“文革”期间受冲击的资本家进行退赔。

那时候上海资本家很集中，全市要退赔30个亿，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

当时市委研究以后决定给中央写报告，明确表示要如数照退。

中央很快批复同意了。

上海退赔的最大的对象就是荣毅仁。

他认为这件事情政府做得很对，办得很好。

为了扩大政府落实政策在国际上和国内的影响，他带头到上海来领这笔钱。

当时，他带着夫人杨鉴清来，这笔钱的具体金额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几十万元吧，数目不小。

他一到上海，我就知道了。

他拿到钱要回北京前，我准备请他吃顿饭，并告诉了彭冲，彭冲说他也参加。

我同他已十多年未见了，吃饭时我把当时周总理关心荣毅仁夫妇的情况，以及部机关采取的措施都给荣毅仁讲了。

他说：“我对这件事知道些，详细情况并不了解，更不知道周总理对他的关心情况。

你今天讲了以后我才完全明白。

”他站起来给我敬酒，表示感谢。

我说：“不敢当，主要是周总理的交代和指示。

”他说：“是，没有周总理，就没有我的今天。

”荣毅仁说得很动感情。

这件事荣毅仁一直放在心里，念念不忘，他只要知道我到北京开会，总要请我吃饭。

荣毅仁是5月1日生日，有一次他正好在五一节前到上海，我也正巧在上海，就要上海市接待办代我送1只大花篮和蛋糕给他祝寿。

他收到了生日礼物后很高兴，一定要请我们夫妇到他家吃饭，同他全家一起聚会祝寿。

我们应邀去了。

在荣毅仁90岁诞辰时，纺织部的几位老人写了篇文章纪念他，我重新修改了请《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将这篇文章放在重要的位置刊登。

杨鉴清看了非常满意，认为能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荣毅仁的文章是件大事，是代表党的态度，她特意关照荣智健给我写信表示感谢。

事后我想，毛主席讲过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这句话今天看来仍然适用，应当有人做这些事，不要人一走茶就凉。

我甚至想，纪念荣毅仁90诞辰的文章，如果我们这些熟悉的人不写，很可能就没有人写了，而写了总是能起好作用、好影响的。

【口述人简介】陈锦华，1929年7月生，2016年7月辞世。

曾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轻工业部计划组责人等职。

1976年至1977年任中央赴上海工作组成员。

1977年至1983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

1998年至2003年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